“长城是凝固的历史，运河是流动的文化。”此话并非出自诗人之口，而是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的识见。继去年“两会”期间刘枫委员与其他57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《关于加强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》的提案之后，刘委员又在今年“两会”上提出建议：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，须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，要像保护长城一样保护京杭大运河（3月11日《钱江晚报》）。
　　刘委员此番再度建言，不惜“抬出”长城以壮辞色，为拯救京杭大运河加重“砝码”，并非是说国家对此没有给予“高度重视”，而是说与长城的保护相比，对运河重视的“高度”以及保护的力度显然是很不够的。否则，刘委员又何苦不惮词费，再来一次“高声疾呼”？
　　说对运河的保护远不如长城，这话乍听有些刺耳，但并非虚言。请看：长城宁夏段的城砖被农户拆去砌猪圈，都能引起舆论沸然、高层关注、文保部门介入，而运河流域性污染几十年，都没能得到彻底根治，有的河段甚至已被糟蹋成了“龙须沟”，当地政府竟还神定气闲、懒得作为；由运河衍生的古建筑的命运更是不堪，在城市现代化、农村城镇化的名义下被“改头换面”，甚至毁坏殆尽，然而面对这种种“屎迹”，始终不见追责到谁的头上。请看：长城早已划定保护区，规定保护范围内禁止工程建设，而运河沿岸却可以任意开发房地产项目，动辄“打造”所谓的城市文化景观。再请看：长城早在1987年就作为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保护范围，并于2006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了《长城保护条例》，而运河仅仅只是最近才有幸忝列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，至于立法保护更是一片空白。以上足资可证：论保护，运河整条河可能还赶不上长城一块砖；论破坏，长城业已“止跌回升”，而运河却还在“探底回调”。
　　那么，同为中华文明重要见证的历史文化遗存，两者的“待遇”何以存在如此之大的反差？无可否认，长城叠印着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历史记忆，已然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符号；其建筑形制的独特性，也为它在世界上赢得了显赫声名。反观运河，其壮美比不上长江，其雄浑远逊于黄河，虽然也曾有过被央视专题片“话说”的荣耀，但它终究是那么的朴实无华，没有那么多的“故事”让人口碑相传，“低调”得要人忘了它似的。自然，保护运河的政绩没有像保护长城那么的“显赫”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在功利主义者看来，保护运河是件劳“官”伤财的事儿，也就懒得去“打造”了。运河之“失宠”，也不能排除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些偏见。依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，文物纯粹是供人观赏、游览的，是已经失去实用价值、供奉在一地一处的“静物”，比如长城；而像运河那样至今仍在“服役”、为民所用的“动脉”，大抵是不配划入文物之林的。这种文化认知上的偏颇，甚至让政府文物保护部门也产生了偏心，京杭大运河为什么迟至去年6月才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很能说明问题。
　　在我看来，刘枫委员把运河与长城相提并论，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，而是对运河应有的地位的一次正名。这不仅因为运河与长城一样，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，承载着延续文脉的文史价值，而且还因为运河具有长城无可比拟的民生价值——至今，它集航运、灌溉、防洪于一体的功能，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因此，运河的治理和保护攸关公共利益、百姓生息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这项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与保护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兹事体大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委员们心忧运河并“借题发挥”的良苦用心了。
　　其实，运河水系的治理和保护也已经喊了多年、治了多年，但总是走不出“屡治屡污、边治边污”的怪圈，难以收到治本之效。我看，问题不全出在地方政府保护治理不力，关键是“五个指头没有捏成一个拳头”，用刘枫的话说就是沿岸“没有城市主动牵头，保护和申遗工作一直处于各行其是、各自为政的状态”。这种“交通警察，各管一段”的治理模式，对于一条流经六省市三十县的运河来说，注定是事倍功半。道理十分浅显，运河可不认你是哪个府邑、哪方诸侯，只要有一段“鼻涕”没揩干净，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直往下“运”，叫别人也干净不起来，更别说申遗了。其结果是谁先治理谁多埋单谁吃暗亏。
　　刘委员们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，这才建议，国家应“像保护长城一样”，就京杭大运河的保护、申遗、开发和利用，统一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、统一编制保护总体规划、统一制订具体申遗方案、统一出台保护条例，推动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、科学化、一体化的轨道。这无疑是智者的选择！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随着全国协调统一的抢救性保护行动的展开，运河“母亲”终有那么一天会恢复健康的肌体，身上流出的不再是可怕的“毒汁”，而是甘甜的“乳汁”。